摘自：人民日报

不久前，四川大学设立“卓越教学奖”，以百万大奖重奖教学一线优秀教师，文学院谢谦、化工学院周鲁等教师得到了10万至50万不等的奖励（100万元特等奖空缺）。这一措施备受社会关注，也让长久以来关于高校是否存在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问题，再次成为舆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。

那么，当前国内高校是否存在重科研、轻教学的问题？

目前国内尚无对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量化比较。批评国内高校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声音很多，但“重科研”重到什么程度？“轻教学”又轻到什么程度？多位教育专家，如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教授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研究员都表示，目前并没有见到过对高校教学、科研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、量化比较的权威报告。

记者在“中国知网”搜索相关学术论文，阅读后发现，几乎所有论文都对是否存在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问题不加论证，直接作为论述的起点——他们要为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病症开药方。

那么，国内高等教育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结论，是怎样得出的呢？

这样的结论，首先源于人们的主观感受。例如，有不少大学生抱怨：老师和学生交流的时间很少，很多老师下课铃一响就走人，连课后与学生交流的几分钟时间都没有，让学生有事通过电子邮件、微信、短信或电话联系。有些学生则有这样的经验：安排给本科生开课的教师，更多的是年轻教师或学术水平一般的教师。那些学术水平高的教师更多是给研究生开课。尽管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都要求知名教授给本科生开课，但是，学生一周见一次这些名师已经很不容易，更难有机会同他们深入交流。更有学生抱怨，很多教师上课积极性不高，只是照本宣科，缺乏用科研引导教学、促进教学的意识。

目前，明确承认出现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现象的学校不多，云南民族大学就是一例。2013年，云南民族大学党委收到一封家长反映教学弊病的信，学校展开调查，“发现部分教师上课迟到、早退；上课无教案、备课不充分、授课内容枯燥、随意调换课时。”在一次对全校教师到岗的检查中，竟有27名教师迟到。云南民族大学毫不避讳地指出，一些老师“重科研，轻教学，只看科研成果，不管教书育人”。

除此之外，支撑高校“重科研轻教学”观点的论据还真不多。也有专家指出，高校有不同类型，如果说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现象确有存在的话，或许在985、211等综合型大学更为突出，但在专业特色型大学，其实并不广泛存在。

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判断，主要源于人们的切身感受

科研与教学虽然性质不同，却是相互统一、相互促进的。科研能促进教学，只有前沿科研成果不断融入到教学中，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。教师把自己的科研经验分享给学生，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。反之亦然，教学可以促进教师已有知识的系统化，可以促使教师不断创新，发现新问题，提高科研水平。

然而，从国际评价标准来说，科研在提升学校排名、知名度等方面，比教学更有力。依靠教授的学术声誉、科研水平来提高大学知名度的传统途径，被世界各地普遍认同和接受。虽然教学活动也可以提高学校声望，但在短期内，提升力相对有限。于是，国内高校自然不敢忽视科研。

从政策导向上说，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针对中国科技力量不足、高校科研能力未充分发挥的现实，国家强调了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性。“政府对高校考核评价时，科研就成了相对重要的指标。”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王国银说，“与此相应，为鼓励科研，学校在制定教师评聘标准时，也偏重科研。”

王国银介绍说，不少高校在职称评审时，更看重科研论文，“科研评价差的教师，教学再好，也很难晋升。相反，科研成果显著的，哪怕教学评价差些，也容易晋升。”在评价科研时，大都看产出，以教师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为基准，而对于教学，则看投入，以教师是否完成工作量、遵守教学秩序为基准。

记者从陕西一所高校官网上看到了《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，讲师晋升副教授，教学上的标准是，“主讲过1门以上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（以教学为主者2门）”，且“教学效果优良”。而学术水平的标准就相对严格：即使是以教学为主的教师，也有“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教学、科研论文5篇”的论文要求。

同时，在奖励先进时，科研成果受奖励的力度更大。四川大学董事长谢和平院士在2014年学校本科公司产品工作会议上说，“整体而言，我们在公司产品方面，表彰多、奖励少。而在科研工作方面，以前有‘提成’，现在的奖励也比较多，国家层面还设立了最高科学技术奖，以及其他各种奖励，而且都是重奖。”

王国银也介绍说，不少高校对科研成果的奖励要大大高于教学，“一篇发表在SCI期刊上的论文，奖励上万元；而一本耗费数年精力写成的精品教材，最多才奖励五六千元。”

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张红伟告诉记者，四川大学历来教学、科研并重，教学名师奖、青年骨干教师奖等针对一线教师的奖项超过20项。但她也认为，在“卓越教学奖”之前，教学奖项金额不算多。

政策导向下，可能出现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实际倾向

“我是一名入职不久的大学青年教师，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都很重，学校要求我们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，但在评职称和年终考核时却又以科研成果为主。由于精力有限，双重压力常常让我顾此失彼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”这是高校一名年轻教师的困惑，也是教师们的心声。

评价与考核机制，使不少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。尽管学校对教学工作也有相应的考评机制，但是，职称、课题经费等更具“含金量”和“附加值”的诱惑，往往导致老师们在“教学与科研的天平”上，向科研一边倾斜。

北京高校教师小曹说，“老师们都知道，想晋升职称、申报课题或者跳槽到更高水平的学校，就必须被学术界认可。这只能靠做好学术研究和发表更多著作，不然，课教得再好也不行。”在他看来，教学凭的是良心，而科研则更多的是受外部压力，在压力之下，难免会有人顾此失彼。

“注重教学并不是说，教师只负责好课堂这一亩三分地就够了。”卢晓东介绍说，教师必须通过交流，了解学生特点及其学习状况，这样才能因材施教，在交流中启发学生、指导学生。在欧美的一流大学里，任课教师不仅要精心备课、认真讲课，课后还必须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。有些大学甚至规定，任课教师每周必须安排出3个小时左右的“office hour”（办公室时间），在办公室等待学生来访，为学生提供指导。而在我国，虽然不少高校要求教师课后指导学生，但很少有时间、次数的硬性规定。因为科研收益大，许多教师在科研上投入时间、精力“多多益善”，教学上的投入就少了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确实有些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了。

古语说，“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才须待七年期”。高校人才培养的效果，在短时间内很难全面检验，“一般说来，某一时期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效果，10年，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能有客观、全面的展示。”卢晓东介绍说。正因为此，如果等到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效果出现时，再纠正已经晚了。

事实上，国家也意识到了高校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倾向，从2007年开始，教育部、财政部启动了“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，提出“引导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把教育资源配置、学校工作着力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、提高教育质量上来。”

也许正如张红伟所说，“教学和科研如何平衡，是全世界大学面临的永恒问题。经常是，被忽视的部分得到重视后，又压过了另一部分。但正是在这样周期性的矛盾发现和纠正中，大学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”